【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经济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2024年6月3日《人民日报》第9版（学术版）发表“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学术圆桌）”，其中包含洪永淼教授的文章《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经济理论》。
以下为该文原文：
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经济理论
洪永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知识体系是概念、思想、理论与方法的总和，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学有益成分，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经济理论与方法体系。
既坚持独创性又具有普遍性
任何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归根结底都来源于社会实践，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主要来源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独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这绝非偶然，其背后蕴藏着历史必然性。揭示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形成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系统化的中国经济理论，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主要任务。
历史表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完全可以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也是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特征。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特别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是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命题，不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设想过，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也没有研究过。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具有独创性的鲜明体现。
在坚持独创性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从中国经验中凝练出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回答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尽可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课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并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中提炼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将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将实现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超越。
既坚持自主性又加强国际交流对话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曾经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但在实践中，我们党很快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进行自主探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西方经济理论被引入中国，对我国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和历史文化的差异，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现成答案。只有立足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回答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才能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理论，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为特定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服务的。这也是经济学自主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成为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的学说。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也应当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坚持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更不能自说自话。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应该成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是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理论自信的具体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不断发展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彰显我国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才能增强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我国经济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比如，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提供的优质产能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全球通胀压力，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但却被一些海外政客和媒体炒作为所谓“产能过剩”。这虽源自个别国家的保护主义，但也反映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扩大中国经济学世界影响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正在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用国际学术同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研究范式和叙事方式，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讲述好“中国经济故事”。
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研究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需要将现象概念化、思想理论化、学说体系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创新研究方法。事实上，一种经济理论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能够深刻解释经济现象，正确预测经济未来趋势。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法论，实证研究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推断方法进行经济学因果分析，在验证经济理论假说、评估经济政策效应、预测经济未来走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仍具有广阔发展空间。这一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我国经济学也可以用。
在信息时代，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据的概念与内涵相较于过去有了极大扩展，涵盖了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在内的大量非结构化大数据。这些非结构化大数据包含着传统结构化数据所没有的信息，比如文本数据包含了各种经济主体对经济政策变化以及重大事件的反应等方面的心理信息。分析大数据的有效工具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以及通用式大模型技术等。与此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催生了计算社会科学等新兴学科，也正在深刻重塑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比如大语言模型的诞生打破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之间的界限。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拥有超大规模数据资源。充分利用这些大数据资源，结合大数据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实证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理论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也将与时俱进，并成为经济学“国际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洪永淼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关肇直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太阳成集团tyc7111cc邹至庄经济研究院院长）
